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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为各国与现代民主相联系的行政程序制度反映和体现的共同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正，行为有据和效率原则。

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进行一次宪法实施的执法检查工作，这是落实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职权的有益尝试，也是我们总体上把握宪法实施状况的基本工作。许多国家都为中央国家机关设置专门的宪法顾问，为各种决策和权力行使提供咨询，保证其合乎宪法的要求，避免违宪的公权力行为出现。

为了更好地落实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职能，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增设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并将法规备案审查室作为其工作机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之有效的监督法律实施、保证法律落实的工作方式，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法律顾问制度也包括宪法顾问制度，对重大的国家决策、重要的法律制定以及重大的外交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供宪法咨询和意见，以保证重大决策的合宪性。《决定》落实过程中，如出现规范与现实冲突时我们更要积极发挥宪法解释作用。如何落实宪法规定，充分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在讲话中，习总书记要求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宪法实施的工作。[11] 1793年《人权宣言》与1789年《人权宣言》的名字完全一致，都是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这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既缺少存在的必要性，也缺少真正的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政府所提法律草案经谘询最高行政法院意见，由部长会议讨论后，送交国会两院任何一院讨论。他指出：权利宣言体系的作用，乃是定义施加于国家之限制，因而普通立法者必须尊重其所形成的更高原则。[110]其实正是在这种犹豫和含糊的表达中，宪法委员会也获得了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其未来的角色是由其自身来把握和决定的，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的创造性就是在这种没有禁止的规定中逐渐地孕育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宪法委员会在其后的宪法实践中逐渐地实现了对议会立法权保障的回归，这意味着其超越了1958年宪法关于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另一方面，它也逐渐地实现了从权力监督人到权利保障人的嬗变，特别是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把握了基本的主线，将自制与能动相结合，在推动法律秩序宪法化的同时，也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宪法权威，并跻身共和国重要国家机关行列。

这耐人寻味的转换和结局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必须超越法律条文，恐怕这只能从法国人民独特的民族个性以及法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劳工法、工会法及社会福利。

比较来看，诞生在同一个时代的美国《独立宣言》虽然也对自然权利学说进行了重申，但是在之后的制宪过程中，制宪者对于议会专权的做法始终抱有较高的警惕，正因为这样，美国国会才采取了两院制的设立，而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比较顺利地得到确立。宪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宪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主持。有学者就认为，宪法条文的庄重并不能让我们忘记制宪者对该建立的机构作出一个清晰介绍的犹豫和困难。今天的世界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14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9]该宪法被提交公民投票并于6月1日获得通过，[20]但并未得到真正意义的实施。9月4日，共和派组成的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帝制，新的共和国诞生。依据第一项权力，国家的一切法令在执行前须首先获得在高等法院的登记，高等法院对国王所发布的法令可自行进行审查，如果它认为王室新颁布的法令违反了王室法律的基本原则或社会价值，则可拒绝适用。

这一精神在1795年果月16日的法令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该法令第13条规定：严格禁止法官审理任何的行政活动。参看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L.G..D.J, 2002, P122-123. [8] 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 2004, P84. [9] 这里所谓的普选只是应然的，因为只有十分之一的公民参加了投票。

1875年，国民议会在2月至7月之间先后通过了三部重要的组织法，即1875年2月24日参议院组织法（Loi du 24 février 1875, sur l,organisation du Sénat），1875年2月25日公共权力组织法（Loi du 25 février 1875,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1875年6月16日公共权力关系法（Loi du 16 juillet 1875,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es pouvoirs publics），三者合起来即第三共和的宪法——1875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875, IIIe République - 24, 25 février et 16 juillet 1875）。就如同发生的那样，惊讶于他们的大胆，制宪者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待宪法委员会的创立，它们的犹豫既体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概念上，也体现在这个新机构的组织上。

在行政权方面，第一执政（拿破仑）拥有全权，包括提出法案，公布法律，任命和撤换官员，宣战和媾和等权力，第二执政和第三执政只起咨询作用。[93] 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元老院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行使，而是处于虚置的状态，它没有宣布过任何的立法院表决通过的立法案违反宪法，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元老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在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拿破仑这把战刀并不是任人使唤的，真正被人利用的绝非他人，恰恰是自己。因此，根本没有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实施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对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领域做出区分是1958年宪法的一个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上。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有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法国法上行政与司法机关分立原则（le 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autorites administrative et judiciare）的历史比权力分立原则还要悠久。

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了法国独特的分权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基础性理论。而宪法第26条则对有关的情况进行了列举：（1）法律违反宪法，对宗教、社会公德、宗教信仰自由、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及法官终身任职原则造成侵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宪法委员会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保障的考虑，这个在前文中介绍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时候没有展开论述。此宪法于1799年12月25日生效之后还被交付给公民投票，法国人民以高支持率表达了对拿破仑的信心。

[4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39页。卢梭以古时候对自由的理解来解释自由，对于他而言公民参与制定法律，那么公民就是自由的，自由的基础是民主，拥有民主宪法就完全能够实现自由。

[92]宪法第16条规定，元老院成员由元老院从立法院、评议院、第一执政（即拿破仑）各推荐１名的3名候选人中选任。8月14日，该宪章被正式公布，即1830年宪章（Charte de 1830, Restauration - 14 ao?t 1830）。各种赋税课税基准、税率及征收方式、货币发行制度。在这三个问题中，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被放在了优先考虑的地位。

因此，议会6月3日的授权决定既可以看作是对1946年宪法的延伸，也可以看作是对1946年宪法所规定的修改程序的一种调整。[54]而理性主义的倾向更增加了这样的判断，美国人在独立之后的那些年里，基于经验认识到法律的不完善性，同一时期的法国人则与此相反，理性主义使其乐观轻率地认为法律不可能不是完美的。

（4）2000年10月2日第 2000-964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0-964 du 2 octobre 2000)将总统的任期由7年改为5年。另外，从制宪者的最初的设计来看，即便是出于对议会权力的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合宪性审查问题，但是从1958年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主要还是程序性的和形式上的审查。

在1852年1月14日的洋洋洒洒长篇声明中，波拿巴就明确地指出这部新宪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大量地借鉴了共和VIII年宪法，并且还提到了实施合宪性审查的机构——参议院（Sénat）的组成，特别是关于创立它的基本精神。[109]因此，从制宪者当时主要的关注点来看，不可否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的重要价值，但是要让宪法委员会主要地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并不是制宪者最初的想法。

参看，周荣耀：《戴高乐评传》，175-17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企业国有化及公民营事业产权的转移。[113]而在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左右共治（cohabitations）时期，宪法委员会则以其超然和独立性赢得了各方的信任和尊重，并树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法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是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虽然并非专门的法院，但是其在法国宪政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和宪法法院非常接近。

第3款规定，下列各项也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国会两院及地方议会的选举制度。其后，共和派在与君主立宪派角逐中胜出，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才彻底消失。

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并不完全是为了进行合宪性审查和保障公民权利。宪法第34条通过列举的方法将法律可以涉足的范围限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议会在这些领域里制定规则或决定基本的原则。

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38]戴高乐在演说结尾还引用希腊人和智者索伦的对话以表明其对此次制宪的关注：希腊人曾经问智者索伦‘什么是最好的宪法？智者回答说：‘先告诉我这个宪法是为谁制定，为什么时期制定。